在许多人看来，今天的人类文明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拜18世纪启蒙大师之赐。如果没有这些先知先觉者的启示，似乎人类将长久地陷于愚昧无知，黑暗如漫漫长夜。自从法兰西的启蒙大师们建立不朽功业以来，有多少志在救世的人士，执意效法前贤，继续各种形式的启蒙，以拔芸芸众生于黑暗之境！他们果真是超度世人的先知吗？
欧洲启蒙
你想被别人启蒙吗？如果是，那就意味着你自认笨如村夫、稚似幼童，对世界的认知落伍了整整一个时代，需要一个先知先觉者给予启迪，让你茅塞顿开。那么谁有资格启蒙呢？当然是那些先知先觉者，其对世界的认知，较之庸众领先了一个时代。人类竟然如此两极分化，一方为“先知”，另一方为“后知”；前者灿烂如红日，后者漫漫如长夜，那样的时代，岂非不幸之至？人类真不堪至此吗？
就有一个现成的标本在，它就是酝酿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代，它作为启蒙时代，已被思想界与舆论界喧嚣鼓噪两百多年了。启蒙时代有一系列杰出的先知，他们集合在所谓“百科全书派”的旗下，是一些志在唤醒旧世界的智者。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，就是鼎鼎大名的卢梭、狄德罗等；在法国大革命中，他们被供奉在“圣人殿”中！
先知们教会了人们什么呢？自称“百科全书派”的这些人，似乎已经先知了世间的一切，他们能提供给世人的思想养料应有尽有，其中最为人们所需要、很快就成为大革命武器的，就是赫然书写在法国大革命旗帜上的那一组词语：
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！
听到这些，不要立即面露不屑之色；不要以为，那不过是些陈年老调！你不妨瞧瞧今日之世界，你敢说这些都不值得向往，或者都早已成为现实吗？如果你承认，即使在今日之世界，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，它们仍然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，那么，就没有理由低估启蒙学者们对他们自己时代的贡献了。
不过，如果说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是启蒙学者们发现的，那也言过其实。实际上，启蒙学者也并非天生的先知，他们一样需要被启蒙；他们的启蒙老师，就是那些“先他们而觉”的思想家：如孟德斯鸠、洛克等等。实际上，像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之类的最基本的人类追求，没有发现者，更没有发明者；它们几乎就蕴藏在人类的本能中，几千年来一直在被人们愈来愈清晰地领悟，只是在启蒙学者那里，呈现出更系统明晰的面貌罢了。
当然也不能说，启蒙学者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。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：在他们的解说之下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、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东西，成了真正的天理！启蒙学者——尤其是卢梭——发明了一个新的表达：天赋！天赋的自由，天赋的平等，天赋的人权……。这就意味着，这些东西不是任何人赐予的，而是与生俱来的、天然地具有的；或者干脆说，是上天赋予的，谁能剥夺？对于这一层意思，卢梭的理论表达得最系统，也最清晰：他认为在文明之初，人类经历了“自然状态”，在自然状态下，人本来就是自由平等的；但后来人类社会分化了，让人们失去了本来拥有的东西。人类的目标，不过是让失去的东西回归罢了。
启蒙学者的观念、理论与主张是否真有道理，他们的论证是否经得起推敲，其实不是主要问题——自古迄今，有什么思想学说真正经得起推敲呢？最主要的是，启蒙学者说服了那个时代的人，至少说服了那些最激进、最渴望获得解放的人，而恰恰是这些人，点燃了法国大革命之火！这样一来，启蒙运动就有了可收获的果实，启蒙本身也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神话；至于这些果实是否美味，是否被后世欣赏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今天，大多数学者都宁愿相信：天然地处于自由平等中的自然状态，并不存在！所谓天赋的自由平等，至多不过是一种方便的理论假设。这使得启蒙神话多少有一点失色。但是，并没有人去计较启蒙学者。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，那是一个至今仍不失光辉的时代。
五四启蒙
中国也有自己的“启蒙学者”，他们都是一些响当当的人物，是真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巨人。说到他们时，不可不提到一本刊物《新青年》；围绕这个刊物的，是那个时代的“先知”：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周树人、李大钊……。《新青年》的活动期，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；由此导致的启蒙，就自然被赋予“五四启蒙”这一名称。
想必已有不少人按捺不住，急着出来申明：五四启蒙的学者并不怎么样，根本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，没有成就任何实质性的事业，只是播下了一些结出恶果的种子！能够如此气势压人者，肯定都是一些先知先觉者，是领先于你我一个时代的人。我无意与他们辩论。我想说的只是：在五四时代，我们不幸只有那样的先贤；至于上天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先贤，那就只有去问苍天了！不过，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如果你身处五四年代，你会或者能做些什么？肯定能比胡适辈做得更好吗？
批评者确实说得不错：五四启蒙的正面成果实在太少。先贤们究竟想教会人们什么呢？如前所述，卢梭等人主张什么，是十分清楚的。其实，五四先贤要教给人们的，也十分清楚：科学与民主而已，即有名的赛先生与德先生。这两位先生是否真正来到中国，又是否真正受中国人欢迎，是否能在中国获得居留权，是否真正能拯救世人——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，恐怕至今都没有答案。
或许更重要的是，科学与民主的真谛是什么，先贤们自己理解清楚了吗？就是在今天，你以此问题去问一个北大学生，有希望获得令人满意的回答吗？或许，五四先贤们将一个太沉重的任务放置在自己肩上了！他们实实在在地成了时代的先行者啊。但毕竟不能苛求先贤，他们做了自己应当做、能够做的事，毕竟让科学、民主占据了过去由三纲五常占据的位置。
你能说，这个成就微不足道吗？任何人都明白，要尊重自己的启蒙老师。同样，我毫不隐晦自己的想法：对五四先贤满怀感激之情！
仍需启蒙？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鼓吹启蒙的呼声就没有断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似乎只有两类人：一类人希望启蒙别人；另一类人则注定该被人启蒙，或者只配被人启蒙。那些呼吁启蒙的人，应当属于“启蒙别人”者。至于我，不妨自认浅陋，准备听听鼓吹启蒙者的启蒙。因此，我有权利提出问题：打算给我们启蒙些什么呢？无论在欧洲启蒙时代，还是五四启蒙时代，启蒙者都将自己的主张浓缩在几个简单的词中。历史已经充分证明，这类浓缩虽非尽善，但还算可取。那么，今天的启蒙者或者志在启蒙者，能够将自己的意图宣示一二吗？
如前所述，无论是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，还是“科学与民主”，都谈不上完全成为现实，甚至还形象模糊。那么，是否要重新拿出来作为口号呢？如果那样，恐怕会应者寥寥。
得仔细想想今天的情况：至少在境况优裕的阶层中，高等教育几乎已经普及；不乏各类桂冠的学者，一个个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；名校学生一个个身手非凡，自视甚高……，谁会甘为启蒙对象？与他们谈科学？只会说你不懂科学；和他们谈民主？只会说“别来那一套老古董”！真的，今天哪来心甘情愿的被启蒙者呢？
很可能最让鼓吹启蒙者头痛的是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沟通！今天不再有什么自学成才者了，每个人都接受过或多或少的专业训练。一个根本没有进过哲学系的门的人——例如当年初去剑桥的维特根斯坦——想去找剑桥哲学教授攀谈，多半就没门。各个学科之间都是深沟大川，而每个学科又都走得那样远，哪能容门外汉来敲门？如果清华的电讯学者与北大的历史学者走到了一块，谁给谁启蒙？
你会说：给大众启蒙总可以吧？那么你就得明白：今天或者至少明天的大众，几乎每人都会怀揣大学文凭，他或许入学时分数比你略低，在你面前未必就自惭形秽。你想给他启蒙？这些可能都不重要；更重要的是，无论从哪个方面入题，启蒙话题不可能不涉及利益，甚至主题就是利益！在谈及利益时，你与大众有共同语言吗？例如，如果你想和大众谈平等，你那“启蒙者”的本能自负，就让人感到够不平等了！如果你身为官员，那就更要免开尊口了！今天的大众已经不是昨天的大众，这恐怕不只是官员们的头痛之源，也将是那些自命为“大众之友”的精英们的头痛之源。
这样，今天是否需要启蒙的问题，似乎就无从回答。
启蒙目标
不妨再审视一下历代启蒙者关注的东西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民主、科学等等。其中博爱与科学显然别具一格，搁到一边。剩下的自由、平等、民主，或许再加上密切相关的尊严、正义、安全等等，它们构成人类意识到的、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，就是所谓基本人权。可惜，西方人缺少中国人的智慧，没有发明如同“三纲”那样简洁有力的词，来概括基本人权。但可以肯定，对于人类，基本人权是远比三纲更重要的东西！
我不知道今天启蒙者的目标是什么，不妨让我代为概括如下：
启蒙的目标就是让民众意识到，基本人权是当仁不让的权利！
确立这一目标很伟大吗？不！完全谈不上伟大。
如果你看到一个路人，掉落或者被窃去一件重要东西，那么可能因不想惹祸而默不作声，也可能因与人为善而上去提醒路人：你掉东西啦，赶快拾起吧！这当然值得肯定，却不值得高调表扬，那毕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在启蒙者看来，基本人权就正是本应属于每个人的重要之物；或许因为人们意识不到其重要性而随意丢弃，或许因为无力保护而被他人夺去。启蒙者所做的，就是去提醒人们：那就是你应当有的东西，要捡起来妥加保护，切不可随意丢弃，或者拱手让人！此举当然是一件善事，但不过是随手做的一件善事而已，能说很伟大吗？
那么，这种善事还要继续做下去吗？不妨考虑三种情况：
A． 基本人权已经得到保障，就没有了“掉东西”的人；继续大呼“你掉东西啦”，当然不再有意义。至于提醒人们别掉其他重要东西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总之，不必再重复启蒙的老调了。
B． 仍然相当程度上缺乏基本人权，但人们并非没有认识，而且在艰难的争取中。如果你喋喋不休，不断训导人们应当如何如何，那就如同反复警告路人：你不该掉了重要东西！这种自命不凡、好为人师的“启蒙”，多半不受欢迎。
C． 普遍缺乏基本人权，但人们似乎浑然不觉，这就值得跑上去大声提醒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启蒙者的古道热肠，确实是功德无量！即便如此，你的善意也不宜雨露均施，肯定会有一些自视甚高的人，认定这些全在意中，并不乐意听人说教。
在任何情况下，以启蒙者自居的姿态与口吻，都不见得受欢迎。
至于博爱，肯定是宝贵之物，但不是需要你去费唇舌捍卫的东西。科学呢？五四先贤将它与民主混在一起恰恰不可取。科学显然不能表达为一种权利。许多人很少科学素养，却不失对权利的充分认知与坚定信念。人类的大多数对科学都知之甚少，这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况且，即使你志在普及科学，或者想致力于“科学启蒙”，你敢说自己胜任吗？这不是任何个人做得了的事。
综上所述，可以说，启蒙不失为一种可敬的崇高举动，但未必普遍可行。在现代条件下，少数人大事张扬地发起启蒙运动，既不必要也无可能。随着文明的增进，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启蒙，将逐渐淡出历史。曾经指望通过启蒙来解决的那些问题，只能寄望于更切合现代条件的其他途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