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之为用

in cn •  3 years ago 

不喜爱哲学的人,不太可能崇拜萨特:此人竟用整整一卷书来谈论“虚无”。只是,读了他的这卷书之后,你对于“虚无”的认识多半仍然很虚无!这似乎注定了,任何人谈论“无”都难以成功;现在我却选择“无”作为论题,就有点自不量力了。不过,此论题所固有的吸引力,还是足以令人克服心中的畏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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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量

谈无,真是选错了时间地点:要么在一千年前,找坐床的禅师;要么在印度,找一个佛学大师。这些人可以坐谈竟日,由空至空,指空说空,空空如也。一个俗人,哪有那种本事?

就说无量,凡物岂能无量?古印度的思想大师们最爱谈无量,但恰恰是他们最先创立了量的文化;他们推出了那些不可名状的超级巨量,让刚刚脱离蒙昧的古人吓个半死!例如,“恒河沙般的多”,究竟是怎么个多法,你能想象吗?在这样的巨量面前谈无量,究竟是彷徨还是滑稽,就只有请教佛门高人了。

如果真的受高人指点,那么就会知道,无量在何处了。

身居大国而说“国家无量”,肯定非常不合时宜。恰恰相反,国人最爱提到的就是大国的体量:多少亿人的大国、地大物博、多少项世界排名第一……。最具有艺术性的,莫过于在忽略量的时候,突出其量之大:“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,从来就不对小国说三道四!”这不明明告诉你对国家大小的首要关切吗?大国对小国说三道四,肯定有失雅量;小国对大国说三道四如何,就没有下文了。如果有人旁白一句:“说三道四的权利无关乎国家大小”,境界的高下就判然有别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无量何在呢?

在德高望重的老者面前,说什么“资历无量”,其无礼之甚、失敬之甚,就更不必说了。在我们的文化中,在品评一个人的资质、德望时,一个年头、半个等级都是不可忽略的。古代的等级制严格规定了各等级的房屋尺寸、车马规格、行礼次数、磕头响度,谁敢大意?不知这些是否失传,反正今天的规则更细密了。我就听到一些热衷于宫廷文化的人津津乐道:在重大场合,总理总是严格掌握自己的位置,在第一号人物后面5步,在第二号人物后面三步,误差绝不超过半步!这种政治智慧岂不是世界之最?没有在礼仪之邦历练过十年八载的人,不仅自己做不到这些,也不能理解东方人何以如此缜密。一句“人格上人人平等”,固然凸显了主张“资历无量”的坚定,但文化品味似乎就没了。你想要哪一个呢?

无形

在佛学界,或者一般地在宗教界,无形绝对是第一高超境界!佛祖、上帝等等,都是无形的;谁见过上帝,知道他是啥模样?

就个人而言,最高贵的东西,莫过于灵魂了;灵魂就是无形的!此话可真?我没有看到过灵魂,不敢妄断。如果某人居然说“美丽的灵魂”,肯定就很无知了:你根本看不到灵魂,何以知其美丑?

当然,无形的东西还多着,非仅灵魂而已。

精神就应当是完全无形的东西。但就实际感受而言,恐怕精神还是多少有形可循的。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:人是要一点精神的。这岂不意味着,“一点精神”与“多点精神”有别?我没有看到过“一点精神”形象如何,更别说“多点精神”了,因而无从区别。也经常听说“要吃透精神”。吃透一个完全无形的东西,肯定是人世间最可观的奇迹,能否有一睹其胜的机会呢?倒是很值得期待的。至于“雷锋精神”,则不仅有形,而且几乎伸手可触了。“雷锋精神”岂不就是帮扶老人过马路、每周有一次拾金不昧、每天写一篇记载好事的日记、每次做好事时一定不失时机地请人拍一张照片吗?再没有比这更有形的了,还说无形,那就有点言不由衷了。

倒是没有人说过,物质也是无形的;至少,俗人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物质都非常有形;至于像引力场那一类的物质,且另当别论,普通人并没有这种物质概念。倘若物质终归有形,那么“精神变物质,物质变精神”,岂不意味着“无形变有形,有形变无形”?这不失为很中听的哲学命题,但总不免有点匪夷所思。

如果完全无形的东西,突然变得有形了,这固然是很有趣的一幕,但你就不会发问:突然有形的东西所从何来?现代科学最讨厌之处,就在于它有点较真,不像“天人合一”之类中国智慧那样圆通,无往而不适、无往而不胜。一定会有科学怪人追问:那个从无形变有形的“变”,是如何完成的?它需要时间吗?如果经历了一段时间,无论多么短,它总会有一个中点,那么在那个中点处是无形还是有形?如果你觉得这种人难缠,就再也不要挂什么科学招牌了!

无质

就“什么是质”这一问题,如果你请教某位老先生,他一定会告诉你:质就是与形相对的东西。对于那些同样不知道“形是什么”的人来说,上述回答当然不起作用。就是知道形是什么,也未必知道与之相对的东西是什么。这就陷入僵局了。

真的,我就承认,自己不知道质是什么。在很多时候,干脆承认不知道是最省事的;若进而承认自己一无所知,那就彻底轻松了,只是那样脸面也损失得太多了。

最不能承认“自己对质一无所知”的人,当然是质量监督局的人了。其实,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负的,在这种问题上,未必比你我知道得更多。

其实,不要忘了,除了形之外,质还有另一个对立物,它就是量。于是,不妨将老先生的回答改为:质就是与量相对的东西。前面已经说过量了,不管你对它是否依然不甚了了,都不妨依据你所知的量来想象质。最简单的想法就是:凡根本无需提及量的东西,想必就是质了。但这样一来,质岂不就是无量?至少,前面提到的那个质量管理员是不会同意的。

因此,在“质是什么”这件事上,所取得的进展甚少。

尽管如此,还是不妨谈及无质。为此,只需要将质理解为某种内涵,它完全不涉及形、量等等。至于此中尚未明晰的一切,完全不必介意。那么无质呢?岂不就是:对其内涵谈不上任何东西的东西吗?

问题是,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吗?当然有,社会主义就是!它曾经是有质的,而且是“本质”——根本的或者核心的质。凡考过政治課的都知道,关于“社会主义的本质”,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答案,只是没有人记得罢了。或许至少能记起一条:计划经济;但这一条后来被邓公取消了,已代之以市场经济。那么“按劳分配”呢?则被彻底矫正了,变成了“按劳分配加按资分配”。“公有制”呢?就到荣智健、马云、任正非那里去看看好了。“共同富裕”呢?这种东西似乎只有北欧那些奇葩国家,才当一回事。如果这许多东西全都没有了,那么你还能说,社会主义有质吗?

也并非只有社会主义才如此;什么无产阶级、工人阶级、人民大众、人民当家作主、核心价值观等等,岂不都是如此?可见,找出一件无质的东西,实在易如反掌。

无用

“无用”的意义一望而知,完全没有“无量”、“无形”等等那样虚玄,不仅无需请教什么佛学大师,甚至不必请教任何人。

不过,稍有阅历的人就不会如此乐观。

经历过文革的人肯定还记得:“读书无用”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,甚至成了我们的“国家格言”!与此相反,说什么“不可不读书”、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,就有点危险了,至少得举目四顾,看是否被人听见。“读书无用”需要证明吗?多此一举!只要看看当时的读书人大都去哪里就够了。

岂止是读书无用,无用的东西还多着呢:个人兴趣无用、爱好无用、探险无用、旅游无用、娱乐无用、逻辑学无用、心理学无用、社会学无用、技术无用、外语无用、大学无用、社会无用、现代化无用……总之一句话:

凡是领袖不知道、不感冒、不欣赏、不相信、未经历的东西,一概无用!

这类无用,也并非说说而已,而是必须落到实处的!例如,说“心理学无用”,就关系到一大批人的生计与出路,许多心理学专家,无论如何学富五车,就只有改行或者投闲置散了。在那个火红年代,就有不少心理学、美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刑侦学、政治学、逻辑学、遗传学、人类学、宪法学、统计学、计量经济学教授,包括一些大师级人物,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岁月成了“处理品”,被人拉去充当各种杂役。如果能改行当图书管理员,就已属万幸了,中国毕竟出了最伟大的图书管理员!

判定一件东西“无用”,真的很简单吗?你一定会听到铿锵的回答:很简单!但这个自行其是的世界不赞成。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,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。即使最不足道的东西,要裁定其有用无用,有时都不容易。例如,50年前,没有任何人将某些杂草——例如野生稻——当一回事;而今天被当作宝贝了。而对于那些高深得多、精致得多、美妙得多的东西,例如心理学,却只需要一个早上就可以宣布其无用,岂不太匪夷所思了吗?

这还不是最主要的,更重要的是,那些纯属专业领域的问题,该由谁说了算呢?如果哈佛大学要决定是否保留“东方学”,或者要决定东方学是否有用,我想特朗普是绝对插不上嘴的,无论他如何跋扈、如何牛气冲天。因为这既不属于他的熟悉领域,更不属于他的权限之内。东方领袖就不这样想。首先,他们从不认为世界上有“权限”这种东西,普天之下没有什么管不着的!其次,他们实际上也不承认,竟然有哪个知识领域对之关门!心理学算什么,难道就能将无产阶级——当然关切的是自己而非整个阶级——关在门外?

数理经济学无用,是由马克思亲自宣布的;由摩尔根开创的现代遗传学无用,是由斯大林裁定的,这一裁定使俄罗斯的遗传学至少落后30年。但如前面提到的,将整整一系列学科划入废物之内,就只有气魄更大、眼界更高的人才能做到!于是,中国大地上就有了一个“无用学科”的百草园。也是造化颐人,今天该园又百花盛开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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