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50岁以上的人或许还记得，1980年代一个叫《河殇》的电视片，居然鼓吹：中国面向黄土的农耕文明，必须让位于偏爱海洋的“蓝色文明”！今天，自然没有人再敢鼓吹蓝色文明了。不过恐怕也没有人敢公然拒斥海洋；倘那样，似乎也太违背常识了。只是，一般人未必知道，一些古代君王恰恰热衷于一件事：厉行海禁！正是这些君王迄今还被一些人称颂为伟大人物。
陆海异途
如所周知，在人类文明史上，有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别。如果将国家的地理中心到海洋的最近距离确立为一个指标，不妨称为陆地指数，凡陆地指数超过某个临界值（例如一千公里）者，称为大陆国家，那么中国就是典型的大陆国家，其陆地指数或许在两千公里以上。而纵观世界各文明古国，如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古希腊、古罗马、迦太基等，都不是大陆国家；或许只有古印度、波斯帝国有点接近于大陆国家。这一事实，是区别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。
今日中国最繁华的地区，都濒临海洋，当然感受不到海洋的陌生。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内，却完全不是这样。中华文明的早期，活动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，因而我们的文化密切地关联着中原、黄土地、大河这些概念，尤其是“土”字在古代文化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。与古代国家关系密切的几个词：莫非王土、广土众民、开疆辟土等等，都围绕一个“土”字。土也是“五行”之一，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。古代的国家治理与文化活动，大多围绕“土”而展开。
与之对照，古代生活与“海”的关系，就远没有这样密切。古代中国人多半一生都没有机会与海直接接触。就整体而言，华夏民族当然自古就有涉及海洋的概念与知识，但很少关涉到直接的生活需要。海洋主要是留下了无以名状的浩瀚与恐怖印象，在汉语中有许多词与此印象有关，例如人海、宦海、林海、辞海、海量、海涵等等。
至于海洋与人类活动的关系，古代语言中涉及甚少，只是一些大而化之的词语，如海内、海外、四海为家、天涯海角之类。总之，古人对于海洋仅有笼统的印象，与陆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古代生活关涉到海洋的只有两件事：资源与交通。
资源——还在遥远的古代，中国人就从海洋获取某些物品。主要有食物，包括盐、海洋动植物；观赏品，包括珍珠、珊瑚之类；还有药品等等。除了盐之外，以上都不是生活必需品；而且海盐也可以代之以井盐、岩盐等等。因此，不妨说，仅就资源而言，古代中国人并非绝对离不开海洋。
交通——两方面的交通需要借重海洋：陆上交通与海外交往。就陆上交通而言，例如从山东到辽东、从浙江到山东、从广州到上海等等，如果走海路，有明显的优势。但海路亦有种种风险，例如海盗、海难等等，古代人多半宁可选择陆路。例如，迄于近代的数百年间，北京的许多生活品都依赖于江南，且主要靠大运河的“漕运”。尽管早有人提出海运，也不是没有尝试过，但最终还是以“不便”为由而遭废弃。海外交往包括贸易、文化与官方往来，一般来说离不开海上交通。但是，几千年来，官方毫不重视甚至排斥这一类的交往。
由于以上两方面的缘故，开辟海上交通并不进入朝廷的视野。
综合资源与交通两方面的理由，对于中国历代王朝而言，海洋并无重要性可言。除了文学作品之外，日常语言中甚至用不着海洋二字！这样，不同于密切联系于海洋的大多数国家，古代中国人建造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大陆文明。这种文明理所当然地排斥海洋，这导致影响深远的历史后果。
明代海禁
传统上对于海洋的忽视，源于华夏先民的特殊地缘与经历，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在明代以前，对于海洋的排斥不过停留在视而不见的程度上，还不存在海禁的问题。在对外颇为开放的唐宋两代，海上交通还有一定程度的发达。唐宋都不禁止海外贸易，且进入了某种规范化管理的时代。唐代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，管理商船的发证、征税事宜。宋代则在广州等多个口岸设立了市舶司。蒙古人建立的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帝国，元代自然不会中断已经开启的海外开放。发达的海上交通，有助于这个中央之国享受到“万国来朝”的尊荣；而海外贸易也增加了帝王们的享受。那时的统治者对海外持一种开放态度，未必是一种自觉的选择，却实实在在地收获了多方面的好处。
所谓海禁，是从朱元璋的明朝开始的。
对海外开放应当是一条“前行之路”，怎么到了朱元璋手里，反而大幅度后退呢？像明代这样高度专制的王朝，人们对其决策过程了解得很少，就只能依靠推测了。以下两条理由或许是主要的。
其一，当时沿海的海盗活动渐趋猖獗，这让朱元璋感到不胜其扰。尤其是，曾一度与朱元璋争天下的方国珍，就曾采用海盗战术，这更让朱元璋对海外势力有很深的忌惮。
其二，在朝廷看来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海禁都是有利无害的。至于沿海居民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好处，这种小民利益从来都进不了朝廷的视野。在专制时代，像海禁这类事情即使无益，只要不感到有明显危害，就不太可能被否决。朝廷那些高官，固然“读书破万卷”，但唯独没有海洋知识，不太可能有“海禁有害”的观念。
尽管朱元璋的海禁并不奇怪，但其极端程度还是令人惊讶。
朱元璋及其子孙不仅禁止海外贸易，而且禁止下海捕鱼，“以三日为限，后者死”。岂止禁止捕鱼，后来任何出海都被禁止，“片板不许入海”。海外贸易就更不必说了，“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，必置之重法”。外国人呢？，如果想来华做生意，就必须以朝贡的名义，带上他们国王上表称臣的“贡表”，按天朝规定的时间来。
想必会有人立即反驳：明朝海禁了吗？郑和下西洋创造了真正的世界航海奇迹呢。这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我还想听听专家高见呢。迄今为止，关于郑和下西洋仅有极少的记载，明代的官方史籍未记载任何细节；郑和的巨大船队也未留下什么实物，传说中的巨型海船，至今都无法复制出来。据说航海结束之后，凿沉了所有海船，以致片板不存，这就更增加了神秘色彩。“郑和之谜”还要什么时候才揭开呢？
如同朱元璋的所有极端举措一样，他开启的极端海禁也难以一直坚持。两百年后的1567年，开始放松海禁，开放漳州月港，“准贩东西二洋”，但只准商民出海，仍然不准番民进来。只有广州有较大的开放，这主要是嘉靖允准葡萄牙人居留澳门，每年可两次进入广州，而这就同时牵动了广州一定程度的开放。
清代海禁
在许多方面，“清承明制”几乎成了例规，海禁恰恰就是例证之一。满清人到底是从山林中走出的人，不会比汉人更喜欢海洋。
如前面提及的，明代的海禁到明末时已经松弛。在明清之际的混乱阶段，不会有人关心海禁。因此，满清要海禁也得从新开始。顺治皇帝毫不拖延，北京的龙椅还没有坐热，就在1655年下令海禁，其气势不减朱元璋：“无许片帆入海，违者立置重典。”1661年，还是顺治皇帝，颁布了更严厉的“迁海令”：强令沿海居民迁离故土，禁毁海边房屋与船只，沿海岸线制造出一个漫长的无人区！这可是旷古未有的事。清朝皇帝当然不知道，当时海洋对于世界各国已有多大的重要性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都已过去170年，英国已经历了一次革命，离鸦片战争已不到两百年了。你想，顺治的蠢举有多要命！
幸而，顺治的儿子康熙要聪明些，后者毕竟见过些洋人，甚至学习了《几何原本》。1684年，清廷宣布开海；次年在厦门、宁波、广州、上海设立海关，开启了四口通商时代。直至1757年，乾隆改为“一口通商”：“令行文该国番商，遍谕番商。嗣后口岸定于广东，不得再赴浙省。”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之际，那时边防尚且难保，海禁的存废已由不得天朝皇帝的意志了。
现代海禁
说到中国海禁，似乎不过就是明清两代，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如果居然还有现代人要与明清皇帝比肩，不免让人骇异！可惜，事实竟然就是这样。
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，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海禁时期。当然，不同于明清两代的海禁，现代海禁不需要任何明确宣布的诏令，也不需要任何正式的法律。但事实上，现代海禁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，真正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。根本不要提什么民间海外贸易，任何人想擅自离开海岸线，即使是逃亡的亡命之徒，也几乎没有可能，除非你完全不在乎葬身大海。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时期，饥民冒死泅海偷渡香港，酿成了《大逃港》这幕震惊世界的悲剧，其中沉入海底者究竟有多少，恐怕永远无人知晓！
将上述事实比之于历史上的海禁，虽然从现象上看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在本质上是不恰当的。明清海禁的目标十分清楚，是特别针对海上通行的。“现代海禁”却不是这样，它并非特别针对海路，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可能的通行之路，是对行动自由的一种空前全面而且严厉的管控，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丝空隙！即使是陆上边界，也是绝对不可逾越的；合法途径实际上不存在；非法途径就是偷渡，与渡海越境是同一个罪名！偷渡者能保住性命，就算命大了。
文革中一个最著名的偷渡者，就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，她竟然心怀侥幸，试图从云南边界线上出境，被逮住之后当然没有好果子吃。她得以保命，是否与其特殊身份有关，则不得而知。也是在文革中，那个试图潜入苏联大使馆逃亡的北大才子沈元，就被处决了。
既然“现代海禁”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海禁，就不值得特别关注。况且，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，这一切很快都进入历史，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些渐渐远去的凄婉故事。
海禁禁谁？
在一定意义上，海禁是大陆文明的特产。海洋文明绝不可能承受海禁。如果希腊实行海禁，它的文明早就终结了！直至朱元璋之前，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什么海禁。并非古代中国人喜欢海洋、眷恋着海上通道；而是进入视线之内的海上事物太少，没有什么海事足以引起朝廷的注意。海禁的出现，恰恰证明了，至少对于一部分中国人，海洋的重要性已经不可忽视了！
海禁的真正目标，不是什么保卫海疆！郑和的舰队自恃天下无敌，能够远航非洲。如果真正担心海疆不安全，早就将郑和舰队用上了。清代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同样不存在海上安全问题。但提防人民接触外夷，却是天朝自古以来的心病；海禁正是要切断这一条威胁之路！这种意义上的海禁，恐怕还没有到可以开放的时候。
对于海洋的关注与恐惧是同时上升的：依赖海洋求生者越多，朝廷就越恐惧，因为恰恰是那些在海洋中通行自如的人，是朝廷管束不了的人！在明清时代，这种人已多到需要海禁来对付了。表面上看，海禁似乎纯为对付外夷；实际上，龙椅的安全才是头等重要的事！
但统治者就是看不到，恰恰是严厉的海禁大大降低了龙椅的安全度！在一个全世界的兴趣都转向海洋的年代，在一个海外利益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年代，将头埋入黄沙中，拒绝看一眼外界，将得到什么报应，历史已经昭示得清楚不过了，无需细说。
说今天谁主张海禁，当然无人相信。在全球化时代，甚至没有人认真谈论闭关自守！但正因为身处全球化时代，世界需要什么程度的开放，才成为特别不可忽略的问题。今天，仅仅一般地谈论开放，已经毫无意义！你能说，伊朗、朝鲜、古巴等等，就完全没有一丁点儿开放吗？今天，重要的是如何开放、开放到什么程度。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权力中心来规定这些，但人类文明进程自然形成的那些共识、惯例、公约、国际规则等等，却广为人知，没有人能继续假装不知了。